2014年拍完劇情長片《郊遊》，

蔡明亮生了場怪病，

時常無法呼吸、夜半掛急診，

覺得自己身處死亡邊緣。

他搬到台北市郊山上，

荒涼廢墟裡沒有血緣的幾個男人來來去去，

有人治病、有人畫畫，

有人用手機和故鄉的媽媽聊天，

組成一幅迷幻的家庭圖像。

蔡明亮66歲生日前一週，我們來到他山上的家訪談。早上他到北師美術館布展，在車上匆匆吃個燒餅，下午就接著訪談，「隨便聊，我現在不能太用力。」很累嗎？「每天都很累，還要賣票，一方面是體力問題，我不能去太多地方，太累，年紀大了。」電影票沒以前好賣，他算算張數後嘆，有一點慢了。

展演日子生活搬進美術館

蔡明亮是台灣最知名、在國際最享有盛譽的導演之一。今年8月他獲得象徵終身成就獎的瑞士盧卡諾影展榮譽金豹獎，電影《日子》是他第11部劇情長片，2020年完成後，即在柏林影展拿下泰迪熊評審團獎、入圍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和最佳導演獎；10月27日他生日那天，電影公司安排《日子》上映及《蔡明亮的日子》展覽開幕。

這不是蔡明亮第一次以電影結合展覽，但相較當年《郊遊》又夜宿美術館又辦演唱會的大展，《蔡明亮的日子》倒是化繁為簡。展間入口是蔡明亮彎曲身體、又跪又坐，一字字用炭筆寫下的日記牆，描述他病了、小康病了，夜裡，他被山間鳥獸淒厲的叫聲驚醒。他也把收藏多年的古董椅、佛像、舊皮箱、恐龍模型，還有近30幅自己畫的油畫通通搬了進來，美術館像忽然被闖入的廢墟倉庫，秋光直射，盡是老藝術家最私密的生活軌跡。

「我也說不上來，人家看這個展是什麼感覺？」蔡明亮手扶著臉頰，往眼周擠出一絲皺紋，說自己早上臨時決定多放一幅畫，「我不太好意思給人看那幅畫，但我拿出來了，那幅畫很粗糙，是我最早、最早畫的，油彩都裂掉了，30年了，是我畫小康的油畫，他應該2、3歲，站在一個椅子上面。」1994年拍完《愛情萬歲》後，蔡明亮曾跟蕭芳芳一起向奚淞學畫，一堂課學調色洗筆，他對著相片，畫下李康生兒時懵懂的模樣。

蔡明亮開始認真畫畫則是因為展場那批古董椅，他癡迷老物件，10年前他在台灣各地收集了60把老椅子，畫了其中49件；他畫畫不調色，畫中的皮沙發、木板凳，都比現實那把顏色更濃重、更荒頹，「我覺得它們很好看，這些椅子的命運就是丟掉，大部分還能坐，但可能久了哪裡又壞掉⋯」他迷戀地說：「這2年我就是畫小康跟亞儂，因為疫情他們都離開我身邊，一個被困在寮國、一個去大陸拍片，我就畫畫思念他們，好像把《日子》又拍了一遍。」

驚覺衰老受限於古怪病痛

蔡明亮的《日子》有2名男主角，一是他用了30年的演員李康生，一是來自寮國、拍攝時僅24歲的亞儂。採訪當天，亞儂也在場，陪伴蔡明亮布展、在展場拖地，畫面其實挺魔幻，亞儂身側的畫，正是他裸著上身，準備替全裸趴在床上的李康生按摩，油彩比電影鏡頭更野生地將兩人古銅色的肌膚紋理展露出來。

「遇到亞儂使我想做這個電影，」蔡明亮說，2016年他在泰國美食街遇到正在做家鄉菜的亞儂，「那天下午人比較少，我在吃麵，就過去跟他聊了幾句，問他哪裡來的？才知道他是寮國人。」兩人用簡單英語交談、交換聯絡方式，成為朋友，蔡明亮透過手機螢幕，看著亞儂生火煮飯、下班後和朋友喝啤酒聊天，突然想拍攝他，「他也不知道我是電影導演，以為我是拍節目的。」蔡明亮笑笑，語氣輕盈起來，稱讚亞儂年輕、好看，有雙會發亮的眼睛。

此前，蔡明亮不想拍劇情片很多年了，尤其是2014年拍完《郊遊》後，他意識到自己正在加速衰老。當時不僅李康生舊疾復發，自己也生了場嚴重的病。他全身都在痛，頭皮常發麻發涼，他四處求醫，有醫生說他血壓有問題，心臟要裝支架，結果被送進手術室又送了出來，找不到病因。

症狀益發古怪，蔡明亮說：「我在剪接室發現我坐不住，在椅子上必須抓著把手，不然會暈倒在地上，或者坐在車上，如果有車子經過，我會跳起來、嚇一跳。」他先是摸摸頭頂，又緊握木椅把手示範如何避免滑落，餘悸猶存地說：「最壞的程度是我有次去南藝大上課，下山坐車的時候，突然間發現沒有辦法走到車站櫃台，人就卡住了。」還有好幾次半夜，他覺得自己不能呼吸，但當製片帶他趕到醫院掛急診，症狀卻又突然消失。他嚇壞了，把遺書寫好，留給李康生。

憶外祖父實現以荒涼為家

最接近死亡時，他想起與外祖父共度的時光。蔡明亮出生於馬來西亞古晉，3歲時被送去和外祖父母同住，外祖父做麵攤生意，晚上便和外祖母輪流顧攤、帶他看電影。自他有記憶以來，每天都在戲院看兩部片，外祖父母若挑到同部片，他就看兩遍同樣的電影。那是他對電影的啟蒙，珍愛無比的時光。2003年的劇情片《不散》中，在福和戲院牽手看電影的祖孫，便是他和外祖父的化身。但國小五年級時，他因為功課太差被父親帶回家，被迫與外祖父分別。由於分隔多年，他與哥哥、弟弟關係疏離，雖然睡一張床，但他跟他們不熟，吵架時總是落單。他把外祖父小小張大頭照貼在牆上，每天夜裡花1、2個小時幻想逃離這個世界，跟外祖父到深山生活，兩人在山腳小屋種菜、挑水、燒柴、煮飯、遊玩，他邊想邊掉淚。後來，外祖父在他國二時得了阿茲海默症，蔡明亮才回到他身邊照顧他、直到他過世。

「我跟小康說，我的身體不行，我們到一個山上去住好不好？就找到這裡，住進來，就逐漸、逐漸比較好一點。」2014年，蔡明亮在新店深山亂晃時看到這排詭異的爛尾樓，因為房子沒有圍起來，他走進屋內，往外看到了整片山谷，心想：「天哪！怎麼有這種地方。」便祈求觀世音菩薩，讓他可以住進這裡。後來他如願買下這座廢墟，一半留住原貌，另一半改造為住家。

蔡明亮對廢墟有股神祕的迷戀，從1991年執導第一部電影《青少年哪吒》起，他作品中都有一小塊或一大片廢墟世界。廢墟隱喻生命跟肉體的由盛而衰，也具體呈現他片中家庭與城市的荒涼跟搖搖欲墜，人們各自孤獨、出走，最終分崩離析。

住進還空蕩蕩的山間小屋，蔡明亮安頓下來，覺察自己的病是心理性的，他罹患了恐慌症，來自長年拍電影、賣電影票、到世界各地參展、辦展的沉重壓力，「賣票最累，街上每個經過的人，我都要看他，那種感覺會來，忽然間掌控不了自己，覺得快暈倒了，然後那個人到你面前，我必須開口跟他講話，講的話是重複的，但很費力。」他解釋。

虛實並存牢籠中彼此慰藉

同年，他開始記錄與李康生兩人的山居生活，拍攝李康生沉思、吃飯，也拍他受歪脖子的病折磨，到各地求醫問病的過程，存下不少畫面。後來他遇見亞儂，突發奇想，把兩人的影像放在一起思考，原本不想拍劇情片的他，開始感到有點意思。

「一個年輕、一個年紀大，小康有點像我的狀態，有年齡的、身體很容易生病，小康病了很久，有點被困住，他自己都走不出來，情緒、身體都有問題，亞儂何嘗不是被困住？」在亞儂身上，他像看到當年20歲的李康生，在這世間格格不入、有點無所適從，「他在泰國的生活就是工作場域跟住處，很少去別的地方，沒有時間、要打很多工，在牢籠裡困住的感覺，很無望。」蔡明亮說。

《日子》成了一部真實紀錄和虛構劇情並存的電影。影片中，疾病纏身的李康生扶著脖子在異國行走、接受治療，差點被煙灸燙傷，雙眼濕紅的倦容，以及亞儂在簡陋住處中打赤膊洗菜、燒炭、煮飯的日常，都不是演技，而是生活紀錄。但隨著沒有對白、緩慢的長鏡頭推移，看似不相干的兩人有了劇情發展：亞儂為小康提供一場按摩服務，他熟練撫摸、挑逗、親吻著小康，直到對方高潮、歸於平靜。接著，兩人分別，各自回到生活中。

「這個電影沒有劇本也沒有架構，先在生活拍到影像後才組織，組織後才覺得要不要發展，他們也可以沒有相遇，兩條線一直走，沒有了，這能不能成為一個電影？我覺得也可以…但我讓他們相遇，情感交集，」蔡明亮解釋，那段按摩戲，拍攝現場只有5個工作人員，他們租了飯店房間，但連飯店都不知情，非常隱密地拍攝，「我很小心，拍得很長、捨不得剪，一定要拍出一個感覺，按摩也有點治療的概念，包括精神上、靈魂上的安撫。」

交會溫暖不盡理解的邂逅

《日子》描述的仍是蔡明亮電影中的愛與被愛、需要與被需要。影評人聞天祥曾指出，這場戲碼雖然大膽，卻是他「當年度看過最感人的愛情場面」，尤其是完事後，李康生送亞儂到旅館房門，又忙不迭追了上去，一塊走到粥店吃飯，有種令人「忍不住想笑的可愛」；國外影評也指出，這兩個男人的「奇蹟交會」，在後疫情的孤獨與絕望中，展現一種溫柔的新希望。

「兩個世界的人，這種可能比疫情還（孤獨），但人和人那種交流滿有趣的，語言不通、陌生的相遇，反而提供了出口。亞儂的角色提供了一種生命力，或者一種慰藉，這種慰藉有一點不合常理，不是大家能理解的，」蔡明亮雙手交握在胸前，午後窗外陽光斜射，在他臉上打出一道很美的光，他精神奕奕地說：「很多情感是你不能理解的，但是你遭遇了。」

外人難以理解的相遇相惜，正是他和李康生、他和亞儂關係的寫照。李康生是蔡明亮電影永遠的主角，兩人共同創作、生活多年。2019年《日子》拍完後，蔡明亮也並未與亞儂分別，而是將他留在身邊一起創作，「有點像我當年拍電影用完李康生，我是不是不要那麼快丟掉他們？我對亞儂有點憐憫，回來之後就一直想念他，這個小孩子有沒有可能有別的出路？」

蔡明亮形容亞儂就像他的孩子，很有藝術天分，語氣帶有溺愛和操心，「他眼睛看到的世界很大，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去年他在巴黎龐畢度中心的展覽，亞儂就曾用母語寮文唱歌開場，再由李康生以行者姿態緩慢行走；這次展覽，不少畫作正是由亞儂協助他完成。

享受孤獨保有對未來期盼

長年研究蔡明亮的北藝大藝術跨域研究所教授孫松榮說，蔡明亮與演員、工作團隊都像家人朋友般生活，「他的生活跟藝術已經完全融化在一起，很難分出到底哪個是生命？哪個是為了藝術？跟他聊天其實都是聽他生活的狀態、身邊的人，反而很少談怎麼拍一部片子。」

孫松榮也指出，蔡明亮堅持獨立製作，沒有完整劇本、明星、龐大資金的手工業電影，雖然走出自己的道路，但與追求產業發展的台灣電影圈很不同，「他一直都是孤獨的人，但他也不想要跟一群人圍在一起，他享受這種孤獨。如果侯孝賢是一代宗師，那他就像部落的小酋長，在自己的地方生活。」

曾經荒草蔓生、爬滿壁癌的山中廢墟，如今已被打理得舒適，有大落地窗能眺望山谷，蔡明亮就像外祖父一樣，每天早起掃地，在陽台種植蔬果、養幾條胖胖的錦鯉，「假日坐在家裡面喝咖啡、滑滑手機，看亞儂除草，就很幸福。」蔡明亮說。

訪談這天，李康生不在家，到紐約拍片去了。以往，他跟李康生的生活很安靜，兩人各自在房間，只在吃飯時講3、4句話，「亞儂進來之後，這屋子比較多是他的聲音，煮飯時一定會唱歌，常常要打手機跟家裡、朋友聯絡，他們是很愛講話的民族，他跟他媽媽每次通電話都講很多…我跟我媽都沒有話講。」他放聲笑了出來，說自己真沒遇過這種人。3個男人在廢墟裡相伴的畫面，簡直就像《郊遊》裡李康生帶著兩個孩子一起過日子。

採訪尾聲，蔡明亮忍不住咳嗽，有些疲倦了，但依舊熱情拿出他旅行帶的筆記本，分享多年來用紅色、藍色自來水筆畫的人物風景，紙上有他馬來西亞的老家、出家的妹妹、旅途偶遇的鋼琴家、小康在飛機上的睡臉，正做著關於熱帶魚的夢…其中一張，則是他想像中小康更老的模樣。

會想看他更老的樣子嗎？「希望會吧，」蔡明亮真摯地說：「我想多活幾年，可以跟喜歡的人在一起，帶亞儂多做些事⋯如果我還有機會拍部電影，我滿想拍我這年紀、六十多歲的心境，還是有一點點想做這個事，但怎麼拍？我不知道。」蔡明亮的電影，就是他的生活，有點孤獨，但是充滿愛。讓廢墟也成了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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