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瑞．貝爾德故事的起點，那絕望的開端，發生在1944年。儘管已經20世紀，但當時對精神病患所進行的各種醫療「處置」，不只令人震驚，甚至可能會懷疑自己是否在閱讀中世紀的酷刑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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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不時可以看到這樣的迷因圖：「你以為的xx」和「實際上的xx」，例如前陣子教師節，就有朋友分享了一張舊哏圖，形容旁人眼中的教育現場是師生手牽著手和樂融融的《真善美》畫面，老師心中的真相卻是宛如阻止暴龍猛衝的《侏儸紀公園》。無論這些幽默是否人人都能會心一笑，但這類迷因的廣為流傳，無非訴說著人的普遍心理與人際互動的現實：別人眼中的我，和我眼中看見的自己，總是有著如此巨大的落差。
《他想要月亮》這本書，某程度上也是這樣一個「對照記」，只不過就連主角裴瑞．貝爾德醫生（Dr. Perry Baird）眼中的自己，也有著雙重的樣貌。事實上，這部作品同時結合了兼具患者與醫生眼光的躁鬱症自我敘事、醫院的病歷資料與親友的回憶，以及作者咪咪．貝爾德（Mimi Baird）在試圖拼湊父親手稿時的想法和心情，讓對比的角度更為複雜交錯。三方版本有時相互補充，有時卻彼此消解，它其實是個無法完成的拼圖，某些環節注定失落，徒留一片空白，也使得探究貝爾德醫生躁鬱之心的這段旅程顯得困難重重。
但是，貝爾德醫生的手稿，仍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不只因為其中所描述的，種種駭人與粗暴的治療方式，宛如真人真事版的「病患實驗」，呼應了前一集所介紹的《大偽裝者》對身陷精神病院處境的揭露；更重要的是，身為優秀的醫生與學者，又確實是被迫接受治療的「真病患」，這雙重身分使得《他想要月亮》不同於一般患者「現身說法」的田野紀錄，這份手稿除了是「躁鬱症患者」的第一手資料，在躁狂狀態控制身心的間隙，貝爾德醫生對躁鬱症的思考卻又結合了超脫的客觀與身歷其境者才有的細膩。罕見的敘事角度遂成為《他想要月亮》最奇特也最迷人之處。然而，裴瑞．貝爾德以生命寫下的《來自囚室的迴聲》，和運途坎坷的他一樣，塵封五十年始終未見天日，直到多年後，女兒咪咪在因緣際會下啟動了尋父之旅，才讓迴盪在囚室中的呼聲，有了跨越時空的對話與回響。
鐵腕政策一直是治療的主流態度
回到裴瑞．貝爾德故事的起點，那絕望的開端，發生在1944年。儘管已經20世紀，但當時對精神病患所進行的各種醫療「處置」，不只令人震驚，甚至可能會懷疑自己是否在閱讀中世紀的酷刑紀錄。某程度上，當時看待精神疾病的態度，以及現在看來異想天開的療法，確實也是「瘋癲的歷史」之回聲。打從瘋人院在歷史上出現，鐵腕政策就一直是治療的主流態度，史考爾（Andrew Scull）《瘋癲文明史》一書中，就曾詳述這段黑暗的過往。許多醫生認為，引發病人的恐懼，可以將他們「嚇回現實世界裡」，基於此一邏輯，比利時根特瘋人院的院長古斯蘭設計出一種叫做「中國廟堂」的裝置，把病人裝進鐵籠沉入水中，透過瀕臨溺死的經驗達到「治療的效果」——儘管他也知道這種方式「多多少少有些危險」；又或者美國醫生拉許發明的「安定器」：把病人綁在椅子上，在頭部給予冰塊或冷水，腳部浸泡溫水，他認為效果卓越，處理之後，「最頑強的病人」也會安靜下來；英國布里斯托附近瘋人院的院長考克斯，則發明一種稱為「搖擺椅」的恐怖裝置，透過給予病人「身體與心理雙重的壓力」，例如「放在黑暗中，再加入一些不尋常的聲響、氣味或是其他更強大的作用物」來產生效果。（註1註1）隨著時間過去，這些恐怖裝置在20世紀有的已消聲匿跡，但大多數的療法只不過改頭換面，它們有了一些聽起來更新穎「進步」的名稱，然而本質上仍是以馴服為手段的治療方式。
因此，貝爾德醫生在手稿中，將他所受到的對待鉅細靡遺地寫下，試圖將那些看來輕描淡寫的、囚室中的療法真相攤在陽光之下。例如所謂的「持久束縛」指的是交替使用拘束衣及冷包法，用泡過冰水的被單緊緊捆綁固定，形成包裹狀之後，再以橫向的綑綁條將患者綁在床上。由於被單無法散熱，綑綁之後將會導致大量出汗、脫水、抽筋，患者甚至必須在被單裡排泄。經過數個小時的「療程」後，極度虛弱的患者只有上廁所與洗臉的空檔，就會再度被穿上拘束衣，如此反覆數天，如何不意識模糊、意志消沉？貝爾德醫生形容：「我無法想像比那更沮喪、更絕望的境地是什麼樣子。當時我知道——現在我也知道——我那時陷入一種生病以來從未經歷的譫妄狀況。那些斷斷續續出現的譫妄現象是嚴酷惡劣療法造成的，我很確定。」這是身為病患的裴瑞，對自身遭受的惡劣對待之控訴，也是身為醫生的他，對此種野蠻暴力又只會讓情況惡化的所謂「療法」之批評。
他彷彿抽離自身，旁觀裴瑞這個病患的精神狀態
若我們深入裴瑞．貝爾德的「醫生視角」，會發現他對躁鬱症確實有著超越同時代的敏銳與洞察。他彷彿抽離自身，旁觀裴瑞這個病患的精神狀態，思考「躁狂狀態為什麼會那麼快樂呢？」，並進一步分析：「思緒過程不僅清晰合理，還很強大，充滿穿透力；可以完全專注在主要的事實上，省略令人分心的細節。或許那種愉悅感本質上是生理性的，代表血管床長期沒什麼動靜，但現在突然過於活躍而大充血，這代表一種逃脫，指的是長期的懶散因大量注入充沛活力而轉變的過渡期。」
事實上，早在貝爾德醫生寫下這些手稿的十年前，在第一次發病被拘束衣綑綁後，他就確信躁鬱症應該有更好的治療方式，並且試圖為躁鬱症尋找生化方面的解釋，他在1942年發表的〈躁鬱症的生化研究〉，比後來凱德醫生用鋰鹽治療躁鬱症的論文還早了幾年。除了治療方式，他對整個社會看待精神疾病的態度，也有著超越自身處境的宏觀胸襟，他期待的不只是自己能逃離，也包含社會態度和精神醫療體系的改變，因為他深知「一個人一旦從正常世界進入精神病院，他和親友之間就築起一道比石牆還厚實的牆垣，那是偏見與迷信的厚牆。」而面對當前的精神病院，他如此評論：「也許，我可以期待將來精神病院變成精神病患者的庇護所……但我所知的現代精神病院，都像貝特萊姆瘋人院一樣，是從古代監獄直接演變而來的。這種精神病院只會造成傷害，毫無益處……目前，我們頂多只能希望自己遠離那種地方，憐憫那些被幽禁在裡頭的人，以及盡量加速精神病院緩慢重整的速度。」
無法聯想，但那仍是父親曾經的一部分
當讀者嘆服於貝爾德醫生的遠見及洞見，並且幾乎開始覺得自己在閱讀一份假病患的精神病院觀察報告時，咪咪．貝爾德卻透過父親的手稿與醫院紀錄的穿插，提醒我們現實的殘酷與真相的複雜，更讓讀者對於貝爾德醫生作為一個可靠敘事者的信任產生了動搖。如果交叉比對同一段時間的手稿與醫院紀錄，我們會不時看到這樣的衝突——手稿中描述：「為了紓解幽禁之苦，我不分早晚哼唱或用口哨吹奏許多歌曲……某晚，我對著面向走廊的窗戶玻璃打拍子時（動作應該很輕），一片玻璃突然破了。」醫院留下的見證卻是：「患者出現強烈的破壞性，徹底破壞了幾張鐵床，打破房間的門板和窗戶，拆卸窗框，兩手各拿一支吊窗錘，對員工形成很大的威脅，但沒有攻擊員工。」；又或者宣布「要證明自己完全康復了」的患者，在病歷上的記載是「毀壞了兩張鐵床，打破房間的窗格，並威脅毆打護士」、以及「板著猙獰的面孔說：『你們給我吃的苦藥丸是什麼？你們要是給錯藥，有人要倒楣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此種「不可靠敘事」的背後，或許反而呈現出另一種意義下的「可靠」，因為六歲之後就失去父親的咪咪，那模糊而無處可比對的印象，卻在這些文字之中逐漸浮現出依稀的證據——無論是否願意面對：
父母的離婚證書上，理由寫著「殘忍與不尋常的對待」。父親的就醫資料明確顯示，他住院時有暴力舉動。多年來我一直記得，克羅威利路的舊家廚房牆壁上，有番茄醬飛濺的殘跡。現在我相信父親可能在某次爭執中攻擊了母親。我還是很難把深愛的父親，和在我家製造出那些痛苦和災難的患者聯想在一起。
無法聯想，但那仍是父親曾經的一部分，是母親不願提起並選擇封存的記憶，是這個家族隱藏多年的歷史「傳承」的一部分——因為咪咪的外公亨利，同樣是被家族隱匿與試圖遺忘的躁鬱症患者。於是咪咪發現，「母親不願談論父親的狀況，其實是源於她童年的經歷。她的父親亨利被掩藏了起來，所以父親的狀況也必須加以隱瞞，以前就是那樣因應精神疾病的，這種沉默應對的方式代代相傳了下來。」對某些人來說，沉默固然也是讓他們得以度過生命困境的重要方式，但是對咪咪而言，她始終覺得生命裡帶著一塊巨大的、未完成的空缺。那是母親的方式，甚至也是妹妹的方式，但不是她的。
她擁有與父親的回憶，儘管那麼少
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創傷記憶在家庭中之所以往往造成二度傷害，是因為每個家庭成員面對創傷的態度、甚至對創傷本身的記憶都不相同，因此在應對時往往容易因彼此的歧見而再度受創。但如果我們能意識到，成員之間就連記憶本身也是分歧的，或許就較能體會，彼此看待過往經驗的態度也可能因這記憶的差異而異——一如那番茄醬飛濺的牆面，究竟記錄了一段什麼樣的過往，終究只有沉默的母親知道。
更進一步來說，表面上類似的應對方式，背後也可能基於不同的理由。一直以來，只有咪咪執著地想要挖掘父親的過往，但她的妹妹卻沒有什麼興趣，妹妹沉默的理由不是逃避，而是因為年紀更小的她「人生裡從來沒有父親這個角色，所以也沒必要多談。」對妹妹而言，父親並沒有被藏起來，他一開始就不存在，也沒有自尋煩惱去尋找的必要。但咪咪不同，她擁有與父親的回憶，儘管那麼少，卻不能假裝那些記憶不在。母親刻意忽略的態度，和父親「不在」的說法，反而形成了懸念，讓她念茲在茲想要填補這個生命的空缺。儘管延宕了五十年，那個六歲的女孩始終在等待。
備受爭議的前額葉切除術
至於女孩所等待的父親，手稿中所述僅僅是他坎坷際遇的冰山一角，在那可靠與不可靠的敘事皆不能及之處，依然被躁鬱症所折磨的他，日後仍反覆進出精神病院，接受了多次粗暴的療程，最終在醫生和家人同感無計可施的情況下，接受了備受爭議的前額葉切除術——方法是用刮刀在頭骨兩側鑿孔穿進大腦，且整個過程病人必須保持清醒、回答問題，後來所謂的「改良版」手術更直接將冰錐從眼窩鑽進前額。在接受這個惡名昭彰療法的病人中，最知名的當屬甘迺迪總統的妹妹羅斯瑪麗。原本發展遲緩與情緒不穩的她，至少仍能接受基本的教育與擁有社交生活，卻因手術失敗而完全失能，後半生只能住在療養院內。
這種酷刑般具有高度死亡和失敗風險的手術形式竟然能夠普及，現在看來相當不可思議，但當時第一位執行此手術的醫生莫尼斯（Egas Moniz）甚至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這是因為「當時沒有太多治療選擇，一些精神科醫師和神經外科醫生，於是將前額葉白質切斷術，視為精神疾病、憂鬱症和智能障礙的神奇療法」（註2註2），也就是說，在嘗試了各種療法都沒有明顯改善的情況下，前額葉切除術往往被視為放手一搏的最後辦法。貝爾德醫生的遭遇也是如此。經歷了無數次的胰島素休克療法（顧名思義就是使用大量胰島素引起病人休克）和電療法（註3註3），醫院終於宣布「貝爾德醫師的臨床表現確實沒有比剛進本院時更好……前額葉切除術是唯一可能幫助這位病患治療精神病的療法」。在那之後，故事彷彿就此停擺，沒有手稿、沒有通信，也沒有醫療記錄留下隻字片語。前額葉切除術抹除了裴瑞．貝爾德的「病徵」，某程度上也抹除了他身而為人的存在。在那之後見過他一面的朋友說：「他真的不是以前那個裴瑞了，整個氣焰已經完全消失了。」
手稿上的鉛墨回應了女兒多年的追尋和執著
但這個「氣焰完全消失的裴瑞」並沒有忘記他的女兒。事實上，在咪咪有限而破碎的記憶片段裡，最後一次與父親相處，已經是手術後的事，只是年幼的她當然不會知道。當時母親已經再婚，父親突然來訪。事隔多年，她早已不記得對話的內容，只記得第二天隔著窗子，看到喝醉的父親蹣跚地走在人行道上。那就是最後一面了。但那些零碎的片段仍深具意義，她說：「我們一起在房間的那段時光，甚至我從窗口短暫看到他的時刻，都強化了我和他的關係，那種感覺延續至今。」在朋友眼中「不是以前那個裴瑞」的裴瑞，在女兒心中，仍有著再粗暴的手術也抹不掉的部分，那就是父女之間牽繫的關係。
而全書最動人的敘述，莫過於在咪咪把父親的手稿一一放入檔案夾中保存後，卻發現自己的指尖全黑了。她由此浮現了一個念頭：「父親把這些鉛墨寫在這些紙上，如今這些鉛墨落在我的手中。原來，我一直覺得我們之間存在的關連，是具體的。」手稿上的鉛墨回應了女兒多年的追尋和執著。那是一位囚困在精神病院的父親，穿越時空的回音；也是一位醫生和病患，意志與命運的苦痛印記。在手稿的最後，貝爾德醫生如此感嘆：「不知怎的，我依然相信我自己的命運有某些奇怪的意義，那個意義是超越過去所見或未來預測的。這種微弱的信念，讓我持續抱著生存下去的欲望……人生循著奇怪的路線前進，我們是靈魂的舵手，是整艘船的船長，然而我們對自己的駕馭卻如此有限。」身為後見之明的讀者，對貝爾德醫生形容自己的故事是個「情節已經註定的故事」，對他思慮的清明澄澈，只能既感佩又唏噓。但這位舵手確實證明了自己，即使在靈魂遇上暴風之時，仍以可佩的意志力，用鉛墨留下了他曾努力掌舵到最後一刻的痕跡。
下一回「黃宗潔書評—心靈檔案：關於『我』」節目，我將和大家分享的是葛瑞．瑞斯維格的《千里凝視》，歡迎繼續收聽。
